法律应该有一张什么样的面孔？日本著名刑法学家西元春夫曾经给法律人出了这样一道难题，并称这是值得法律人终身思考的问题。在很多普通民众看来，法律似乎是一个严苛甚至冷酷的东西，它几乎不近人情，对所有人都呈现一视同仁的冷酷面孔。

    事实上，法律并不总是冷酷无情。从古代社会到现代社会，人类逐渐由野蛮走向文明，法律制度不断演变发展，逐渐从严厉走向轻缓，呈现出一种弥足珍贵的品格——宽容。

    法律的宽容品格表现之一，便是市民社会中的意思自治精神。在市民社会生活中，法律往往呈现出“慈母的面孔”。它奉意思自治为圭臬，人们在日常经济生活中可以自由交易，每个人都可以自由行使权利。法律更多是为人们的生活提供一种规范指引，它不轻易告诫人们“禁止做什么”、“应该做什么”。只要“你的权利行使止于我的鼻尖”，你便可以尽情去唱歌而不管别人是否在听，去跳舞而不管别人是否在看。正如孟德斯鸠所言，在民法慈母般的眼神里，每一个公民都是一个国家。

    法律的宽容品格表现之二，便是调整手段的谦抑性。但凡是能用民法调整的社会领域便不用行政法，但凡是能用行政法调整的领域便不动用刑法进行规制。凡是使用其他法律足以抑制某种违法行为、足以保护合法权益时，就不将其规定为犯罪；凡是使用较轻制裁方法足以预防犯罪时，就不适用严厉的制裁方法。吊诡的是，正是在最令人感觉到冷酷无情的刑法领域，宽容却最为淋漓尽致地表露无遗。对于法律而言，为了维护社会秩序，刑罚只是一种“必要的恶”。正如我国著名学者邱兴隆所言，刑罚是有限的，犯罪是无限的，以有限的刑罚对付无限的犯罪，是        社会的一种无奈选择。因此，宽容和节俭用刑是社会最明智的选择。纵观古今中外，各国刑罚的种类从以死刑为中心、到以肉刑为中心，最后到以自由刑为中心，刑罚的执行方式也从监禁刑向非监禁刑发展，刑法的目的从惩罚犯罪向保护人权的目标转变。

    此外，刑事法律对于特殊群体，更是通过刑罚个别化给予最大的宽容。它对老、幼、病、残、孕、穷人等都给予特殊的关怀，体现其矜老恤幼、保护弱者的人道精神。即使有人因为一念之差误入歧途，走向犯罪的深渊，法律仍然会给确有悔改表现的人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，通过减刑、假释、社区矫正等，让罪犯能够重新做人，再次走向社会。

    法律的宽容品格表现之三，便是司法程序的克制性。凡是可以通过和解、调解等私力救济、社会救济解决的纠纷，司法都保持谦抑，它只是作为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守卫正义。即使面对国家追诉主义的刑事纠纷，司法也秉持“恢复性”的理念，化解仇恨与矛盾，淡化报复与惩罚，鼓励和解与宽容，力求以最小的刑罚成本取得最大的刑罚收益。例如，司法机关对于那些加害方与被害方达成和解的轻微刑事案件，或者做出不起诉、撤销案件，或者免除刑事处罚、或科以较为轻缓的非监禁刑，通过“恢复性司法”缓和被害人与加害人的紧张对立情绪，治愈犯罪留下的“伤痕”，努力促进双方的谅解，在相互磨合中化解矛盾，从而减少社会冲突，修复受损的社会关系。

    刑事司法的克制性最重要的表现莫外乎一个“慎”字，坚持“疑罪从无”与“无罪推定”，面对“错放”与“错判”之间的抉择，坚持“宁可错放，不可错判”，这也是每一个司法者应有的宽容心态。

    法律的宽容品格表现之四，便是为社会预留“法外空间”。西方法谚云：法律不问琐事。法律只以抽象、普遍的一般规则应对万花筒的大千世界，对于纷繁复杂的社会细枝末节则无暇顾及。法律以社会为基础，因此它必须尊重社会生活中的“内生秩序”。它需要从“致命的自负”中走出来，为道德、习俗、伦理、自治规则等社会规范留存空间，对私人空间“闭上一只眼”，否则，它只会带来一个法律越多、秩序越少的局面。

    莎士比亚在《威尼斯商人》剧中讲述了一个引人深思的故事：商人安东尼奥向犹太人夏洛克借高利贷未能如期偿还，依约应割一磅肉偿还。法庭面前，聪明的鲍西亚巧妙地解释合约，将安东尼奥从厄运中拯救出来，而夏洛克也因此尝到不宽容的苦头。这个故事告诉我们：法律人如果对社会事务缺乏宽容的心态，动辄以严刑峻法作为处理法律事务的定式思维，势必成为一名机械、僵化、冷漠的法律工匠。对于法官而言，努力养成一种宽容的人文主义关怀，应该成为我们的毕生追求。唯有如此，当面对“恶法”带给人们的不幸时，我们才能像鲍西亚一样，运用那“善良与公正的艺术”，将正义运送到人们手中。